如果被告人已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甚至曾经接触过光盘、书刊的销售活动，那么他从周围人对于性的态度、公开出版物和文化市场的状况以及新闻媒体关于扫黄打非的报道中，就能很容易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性文化和性心理，从而知道传播、贩卖淫秽物品在中国是被视为有害的，至少是很可能受到禁止的。
以工作沟通为主要方式的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规范冲突，而且其非冲突、非对抗的特点完全契合了以寻求共识与合作为依归的机关间横向关系原则。正如法规备案审查室工作人员所言，他们不是不想去反馈。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面对治理危机和改革诉求，破旧立新的制度更替成为新一届政府相对稳妥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度过危机，而且也是展现新形象的绝佳时机。提请审查便是自我否定，是滥用职权或者渎职的表面证据，这极大地弱化了这些主体提请审查的动力。综上初略统计可知，非重要国家机关提出的申请总量已经超过1500件。[55]2009年底，在唐福珍等一系列公民抗争拆迁事件之后，沈岿教授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同时，这一程序变更也部分解决了询问答复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80]因为最终就法规的合法性做出答复和决定的机关不再是法工委，而是常委会。
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只要公民、法人等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就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因此，从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权力以来，无论是主动审查为主时期还是被动审查为主的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撤销过一件违宪或者违法的法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教义学的发展史，便不难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故意概念的本体论基础与故意概念的规范性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
法律非难所针对的则自当是违反法律规范的客观行为及主观意识。第二，不能过于狭窄地理解违法性认识的现实存在形式，违法性认识完全可以借助脱离了语言载体的事物性思考来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考虑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实际认知能力有限，立法者遂将社会危害性确立为在行为人无法确知法律的情况下判断违法性认识的标准。反之，如果案件发生在信息较为畅通、观念较为现代的区域，行为人受教育程度较高，那么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大。
根据该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83]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积累、储存起与各种具体情形相关联的图像式记忆。
既然如此，相关规范作为公民行动准则所具有的客观效力，就没有遭受无视与挑战。有鉴于此，刑法分则对该类犯罪往往采用了空白罪状的形式加以规定，即在行为事实前冠以非法、违反……法律(法规)等表述，从而将判断行为违法与否之具体标准的设定权委诸行政法。其次，公民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同于法官对违法性的判断，罪刑法定原则所约束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赵某某始终认为自己持有的是玩具枪而非真枪，其对行为对象存在认识错误，不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犯罪的主观故意。
同前注[10]，车浩文，第28页以下。在我国立法已基本跨越20世纪80年代宜粗不宜细的阶段，不可逆转地朝法律规范完备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的当今，尤为如此。很难理解这样的行为居然还有可能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这一见解存在不小的疑问。
然而，如前所述，一旦行为人欠缺违法性认识，他就必然相信自己正遵循法秩序指引的方向前行，故在其内心并无丝毫违抗法规范的意念。德福亚洲公司共收取945名客户保证金美元1163万余元，收取交易佣金美元305万余元。
被告人赵某某所持的6支射击用枪的枪口比动能从2.17到3.4焦耳/平方厘米不等。[47]可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行为人不同样也是自认为其行为无可指摘、进而在反对动机失灵的情况下实施了侵害行为吗？同样都是既认识到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又对行为是否受到法规范禁止存在误解的情况，为何容许性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可以与构成要件事实错误相等同，而违法性认识错误就只能永远被排除在过失犯的适用范围以外呢？ 第二，具有实施违法行为的较高危险，这并不是提升行为人责任的充分理由。
[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沪高刑终字第79号刑事裁定书。可见，该认定标准大大脱离了普通人对枪支的理解，导致立法者关于行为危害性的评价无法与一般公民的认知沟通一致。因此，如果立法者或者司法者为可谴责程度较低的行为配置了较高的刑罚，那么这种有违比例原则的做法势必同样为责任原则所不容。但是，责任原则不仅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可谴责性为前提，而且还要求犯罪人所受的刑罚必须与他的非难可能性相适应。由于犯罪故意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之分，故违法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就不仅限于行为人确信其行为违法。然而，在违法性认识中，对行为合法与否作出评价的主体却恰恰不是法规范，而是行为人自己。
[1]近20余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关于违法性认识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60]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在违法性认识的问题上，允许以刑事政策之需迫使责任原则妥协让步，那又怎么保证责任原则在其他领域不会同样在刑事政策的重压下屡屡遭遇被侵蚀甚至牺牲的命运呢？正是由于责任原则参与构建了法治国实现自由保障的最后防线，所以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规范证立都不能构成对该原则加以限制的理由，无论是对该原则的公开无视还是对它的暗中规避都是难以容忍的。
Vgl. M. E. Mayer, Rechtsnormen und Kulturnormen, 1903，S.28。[84]例如，当客居海外的游子在异国猛然看见了门福、春联和鲜红的中国结时，他的脑海中一定会迅速闪现出家乡的景致、家人的面容以及春节时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喜庆场面，这一切均不假思索、油然而生，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同前注[10]，车浩文，第28页。事实上，《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的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以及公安部2001年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3条所提出的大约以16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为界的强制认定标准，均与公众的常识基本相符。
[6]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终41号刑事判决书。对此，主要有两种可选的方案：①故意说。当社会成员发现，就连毫无过错的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时，法秩序在他们眼中就会沦为一个不近情理、纯粹依仗国家强力保障施行的暴政。违法性认识的具体判断方法是：第一，根据双层次理论，在将违法性认识对象确定为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的最低标准，是他对立法者据以订立禁止规范的行为反价值性有所认知。
[50]于是，完全可能出现某个事实为普通人了如指掌、而某项法律却反而鲜为人知的现象。[61]因此，要使上述观点真正获得司法实践的接纳，还必须进一步打消人们对其预防犯罪实效上的疑虑，必须切实证明它有能力避免带来过大的处罚漏洞。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337页。因此，不能以证明困难为借口随意降低刑法归责判断的门槛。
若行为人本来有能力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则在刑法处罚相应过失行为的情况下，对其以过失犯定罪处罚。众所周知，刑法对故意犯的处罚力度明显高于过失犯。
[5]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刑事裁定书。因此，我国刑法学应当彻底摒弃不知法不免责的旧有观念，承认违法性认识对于刑法归责判断所具有的意义。[3] [案例3]：2014年7月6日7时许，被告人汪某某在河南省确山县留庄镇谭楼村任庄西组捕猎蟾蜍，被当场查获蟾蜍87只，及捕猎蟾蜍的工具，经确山县林业技术工程师鉴定，本次查获的蟾蜍种类为中华蟾蜍。在地方政府未履行充分公示与告知之职的情况下，作为文化知识和资讯手段均有限的乡民，汪某某既难以觉察该行为与法律相悖，又认识不到该行为具有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性，故无法认定其具备违法性认识。
但要满足这一诉求，完全可以求助于对违法性认识的判定技术进行精细加工和纵深发展的方法，而不应采取背弃责任原则、裁汰归责要件的手段。有学者称之为事物性思考(Sachdenken)，以此区别于语言性思考(Sprachdenken)。
【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法律一经制定颁布，即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不论行为人对其是否具有正确认识，它都是全体国民的行为准则。
[79]沈海平：《掏鸟窝被重判为何引发争议》，载《检察日报》2015年12月9日，第7版。后者涉及的则是违法性评价本身。